在解放战争时期，同时被任命为两个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并负责实际指挥的蒋军高级将领，仅有杜聿明一人而已：他于1948年8月就任徐州“剿总”副总司令，10月又被老蒋拉去当了东北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，但徐州的位置一直给他留着，所以杜聿明逃出辽沈战场，又深陷淮海泥潭，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他参加了两个，结果都是一败涂地。
如果不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，他甚至有可能还去掺和一下平津战事，因为老蒋实在是找不出像杜聿明那样既听话又能干的“学生”了。
杜聿明和平津蒋军主将杜聿明是有交集的，他在《辽沈战役概述》和《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》（分别发表于全国政协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二十辑、第四十二辑，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杜聿明回忆文章）中回忆：“1948年10月20日午后，蒋介石在北平圆恩寺行邸召集傅作义、卫立煌和我开会，并吹牛说：‘光亭去指挥，我相信收复锦州是有把握的……’我感到恐慌万分，但再无勇气向蒋介石申辩。卫立煌只表示欢迎我去，傅作义未发表什么意见。几个人面面相觑，各有难言之苦。”
展开剩余83%杜聿明逃离辽沈先到北平，傅作义照例请他吃饭，席间傅作义忧心忡忡，表示自己手上没有多少兵，平津也守不住，杜聿明还给他打气：“我向宜公建议，退守绥远是绝路，守住天津、塘沽这个海口还有一线的希望。北平这个风浪不平的地方，还是让给共产党，集中力量守天津、塘沽，可能是上策。”
杜聿明说的“宜公”就是傅作义，因为当年官场上有这么个习惯：傅作义字宜生、白崇禧字健生、李宗仁字德邻、王耀武字佐民，所以会被同僚和下属尊称为傅宜公、白健公、李德公、王佐公，当面说话的时候，可能连姓都省去，直接称其为某公。
杜聿明的“上策”，说白了还是放弃不太好逃跑的北平，让傅作义去可以走海路逃跑的天津、塘沽，这也是他的“经验之谈”：杜聿明之所以能逃出辽沈战场，就是因为他有葫芦岛、秦皇岛两大港口，还有足够数量的军舰和运输船，可以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脚底抹油开溜。
杜聿明逃过初一没逃过初五，陈官庄既不靠海也不靠河，老蒋派飞机来“接”他也不敢走——老蒋只派了飞机，却没给他下抛下队伍只身飞回南京的手令。
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，杜聿明在辽沈淮海两战皆败，却要向傅作义献“上策”，傅作义也只能不置可否：“傅未表示意见，最后，傅问了我东北解放军的种种情况。我同傅分析了东北解放军的情况后，作了这样的断语：‘东北共军将近百万，很快就会入关，它的战略战术、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地超过关内共军。从军事上讲，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。’傅很持重，没有什么惊奇，也未表示他的看法。”
实事求是地说，杜聿明在蒋军高级将领中也算比较有能力的，某些战略判断也不是完全不准，要不是老蒋总是横加干预杜聿明的指挥，杜聿明打不赢也能逃得掉，他给傅作义献上的上策，起码撤离北平是很可取的：北平当然就是今天的北京，故宫所在之地，如果傅作义坚守北平，把古建筑和文物打烂了，那他就会成为千古罪人。
傅作义撤离，就可以使北平免于战火，但杜聿明的“好意”，傅作义显然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。如果是卫立煌，是绝对不可能向傅作义如此建议的——卫立煌比杜聿明资格更老、对老蒋了解更深，当然知道没有老蒋的命令而傅作义离开北平的结局会怎么样。
杜聿明虽然也是蒋军高级将领，但还没到“军阀”那个级别，甚至在权力方面也不如王耀武——王耀武的“第二绥靖区司令官”虽然只相当于兵团级别（三大战役期间，第九绥靖区变为第六兵团，第四绥靖区变成第八兵团），但王耀武还担任“山东省主席”，那可是不折不扣的“封疆大吏”。
王耀武是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，傅作义级别更高，是华北“剿总”司令，跟白崇禧、刘峙平级，比程潜阎锡山差点也不多，所以让傅作义离开自己的地盘，先守津塘再往南退，那是不可能的——老蒋许诺让傅带兵南下，可以当东南军政长官，傅作义都一点兴趣都没有。
说来说去，杜聿明“上策”的重点，还是让傅作义海运南下，傅作义不知道这是不是老蒋的意思，当然不会贸然发表意见。
杜聿明兵败辽沈可以去淮海，如果他能逃出淮海，老蒋至少也能给他个“中将高参”的饭碗，但是傅作义不行，这就像鲁肃劝孙权不能投降曹操一样：“今肃可迎操耳，如将军，不可也。何以言之？今肃迎操，操当以肃还付乡党，品其名位，犹不失下曹从事，乘犊车，从吏卒，交游士林，累官故不失州郡也。将军迎操，欲安所归？”
有人给老蒋写过一首讽刺诗，其中有两句是“食言而肥，其人更瘦。”老蒋的承诺是当不得真的，傅作义离开华北去西南，肯定会被剥夺兵权，能不能当上“西南军政长官”那还不是老蒋一句话的事儿？
据后来发生的事情分析，傅作义即使把他那些穿布衣的兵将都交给老蒋，也不可能跟老蒋的密友张群、“干女婿”陈诚抢椅子——老蒋最后只剩下东南西南两块地盘，西南交给了张群，东南交给了陈诚。
陈诚为正长官的“东南军政公署”有六个副长官，傅作义能跟林蔚、郭寄峤、罗卓英、郭忏、孙立人、汤恩伯平起平坐就不错了。
杜聿明的“上策”，傅作义没有采纳，也不可能采纳，阎锡山丢了山西，在老蒋鼻子底下大气都不敢喘，白崇禧没了桂军，在台湾惶惶不可终日，傅作义离开北平大本营，处境可能比白崇禧强，但未必能赶上阎锡山。
杜聿明的“上策”还有一个重要问题：放弃北平，傅作义就能守住天津、塘沽吗？
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，傅作义去了天津，兵权就要被削掉一半，因为老蒋似乎更信任侯镜如——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离开东北，先后任天津塘沽防守司令、长江防务预备兵团司令、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华东军官团总团长。
侯镜如的真实身份，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都知道，但是1948年的杜聿明并不知道，傅作义也不知道，如果傅作义真跟陈长捷联手守津塘，可能连入海撤退的机会都没有，那只会给老蒋省下一顶官帽。
幸亏傅作义没有采纳杜聿明的“上策”，这才让古城北京完整无缺地回到人民手中，傅作义起义后担任了新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务院水利部部长，而杜聿明却以“首要战犯”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了十年。
杜聿明的军事水平和战略眼光如何，笔者没有资格进行评判，但熟悉那段历史且极具战略远见的读者诸君心中肯定有答案：当年傅作义为什么对杜聿明的“上策”不置可否？如果傅作义真按照杜聿明的建议放弃北平开赴津塘，其结果又会如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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